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청말(淸末) 독일(獨逸) 선교사(宣敎師) 파울 크란츠의 유교인식(儒敎認識)과 유교경전(儒敎經典) 번역(飜譯)의 의의(意義)
로재식 중국사학회 2016 中國史硏究 Vol.101 No.-
傳敎士是中西交通上最早具備條件對中西文化進行較進行深入ㆍ系統硏究的群體. 爲了傳敎的需要, 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的硏究. 德國傳敎士安保羅也是這傳敎士群體之一. 安保羅是德國獨立傳敎會傳敎士. 1893年來到中國后, 參與了先到的德國傳敎士花之安的儒學硏究工作, 后來他參加了上海廣學會委員會. 1895-1897年擔任廣學會總干事. 他作爲一名來華的傳敎士, 安保羅在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 也注意到中國敎育中存在的問題. 安保羅根据對中國敎育存在的許多具體問題的分析, 認識到了中國國民整體素質底下ㆍ國家落后的原因. 這使得他迫切想改變中國敎育模式以及對傳統文化敎育變革. 同時這也是他對‘四書’進行百話飜譯和注釋的原動力. 他對儒學經典‘四書’進行了白話文飜譯和注釋, 卽“四書本義官話”, 其目的是讓孩子ㆍ中國民c衆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儒家經典的意義, 更好的實施“孔子加耶蘇”的傳敎策略. 安保羅作爲傳敎士, 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探究完全源于基督信仰. 他飜譯‘四書’的目的, 幷不是要用基督敎的敎義批判儒敎, 或者與儒敎進行爭辯, 而是“平心比較基督敎儒敎的道”, 而且希望一切讀這些書的人, 要喜好孔孟的善道, 也要從孔孟那里認識耶蘇. 他從基督敎的文化角度揭示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上帝觀’和超越人性意義的神聖含義. 這樣, 置于宗敎文化和世俗文化比較的背景之下, 使我們對儒家文化的審視, 在視角ㆍ宏觀把握ㆍ具體分析ㆍ中西比較等方面都有淸末 獨逸 宣敎師 파울 크란츠의 儒敎 認識과 儒敎經典 飜譯의 意義 (盧在軾) 67 了參考意義. 總之, 安保羅對‘四書’的白話文飜譯對中國經典的普及和對傳統文化在學校敎育中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積極貢獻. 盡管他的本意幷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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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ddle Kingdom (中國總論)에 나타난 사무엘 윌리암스의 중국관(中國觀) -청조(淸朝)의 쇄국정책, 사회상의 내용을 중심으로-
로재식 중국사학회 2019 中國史硏究 Vol.0 No.120
衛三畏(1812-1884)是早期來華美國新敎傳敎士,從1883年10月抵達廣州,直到1876年返美,凡43年,是當時在華時日最長的西方人. 衛三畏在華期間,不僅努力從事文化傳敎,而且積極參與美國遠東外交活動,長期擔任美國駐華使團飜譯,曾9次代理美國駐華公使,同時他一生致力與硏究和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寫作了不少漢學著作. 其中,『中國總論, The middle Kingdom』 成爲他作爲美國漢學第一的地位. 『中國總論』包括中國地理、言語、文學、社會、宗敎、歷史、文化以及對外關係等諸方面內容,其對美國漢學的發展影響很大. 本論文主要探討在『中國總論』的內容中,衛三畏對淸朝實行閉關政策原因和一些社會狀的看法. 衛三畏認爲, 淸朝實行閉關狀態, 阻碍了基督敎福音的傳播, 是與上帝的意旨相違背的. 他堅信, 中國最終將走向開方. 在他看來,一方面,開方本身對中國是有益的,中國人通過開放可以獲得更高的目標、更多的知識和希望. 衛三畏將中國人的生活狀態看成是停滯的. 在他看來,中國就是落後、停滯的代名詞,而西方國家則代表着先進與進步. 中國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西方的現在. 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一些列現象-如科學技術的落後、女性的居纏足、住環境的不衛生以及人性的墮落等問題-作出了客觀的論述. 他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其論述有一定的價値. 不過它以基督敎敎義判斷中國社會現象,中國貧困的原因歸結與不信基督敎信仰,這一點是難勉片面的看法.作爲傳敎士,衛三畏的思想可以理解的,但一些論述過與强調了基督敎的作用. 總之,衛三畏在《中國總論》中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雖然其中不免帶有片面性和西方傳敎士對中國固有的偏見,但對中國文明持肯定態度,譽其爲“最文明的異敎國家”. 他的漢學著作成爲美國中國學的釐正碑,還他對東學西漸的貢獻不可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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논문(論文) : The Chinese Recorder에 나타난 근대 중국의 혼인문제 인식 연구 -이혼(離婚)문제와 일부다처제(一夫多妻制)문제를 중심으로-
盧在軾 중국사학회 2013 中國史硏究 Vol.87 No.-
19世紀60年代, 基督敎傳敎士開始大量進入中國內地. 隨着傳敎事業的發展, 中國各地傳敎士深感有相互溝通的必要. 1867年, <傳敎士記錄>(The Missionary Recorder)在福州應運而生, 一年後改名爲<中國記錄和傳敎士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915年再度更名爲<中國記錄>(The Chinese Recorder), 現在一般均通稱爲<敎務雜誌>. 此後, 該雜誌一直到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停刊. <敎務雜誌>是硏究新敎在華傳播和中國敎會發展最重要的資料來源, 對中國近代史硏究也極具參考價値. <敎務雜誌>對近代中國婦女的認識其與衆不同和獨特的地方. 作爲一本面向傳敎士自身的雜誌, <敎務雜誌>的文章內容具有鮮明的內向性. 因而, 在涉及婦女問題的探討時, 其基調也是爲傳敎士的傳敎活動服務的, 雜誌的對象是在華各差會的傳敎士. 以多妻制問題爲例, 傳敎士探討的焦点, 集中在究竟是否應該接納多妻的中國敎徒加入敎會, 而非多妻制是否合理合法這個問題本身. 反之, <万國公報的對象是中國人, 所以其主要任務是宣傳正?的關念、介紹他們認爲先進的知識. 同樣是一夫多妻制的問題, 其出發點則是, 要讓中國人認識到這些惡習的危害, 幷且讓他們了解到西方婦女習俗、一夫一妻制的合理性, 從而禁絶中國社會的這些惡習, 對西方文化産生內向之心, 最後要造成傳播基督敎有利的環境. <敎務雜誌>對中國婦女問題的認識, 不是蹴而就的, 由淺入深, 逐步深入. 最初, 他們帶着批判和審視的眼光, 對中國社會的各種不同于西方的習俗, 進行猛烈的批判. 但是, 他們逐步對中國婦女的現實處境有了更多的了解, 從而也在同情之理解的基礎上, 一步一步고進了中國婦女. 面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深厚文化的國家, 傳敎士們不可能不正視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對中國婦女造成的影響. 他們努力調整自己的傳敎策略和傳敎方式, 使타更符合中國社會的情況. 雖然, 于傳敎士來說, 在中國特殊環境下做出的選擇, 違背了某些基督敎敎理, 他們感到不安和矛盾, 但是不可否認這種改變確實傳敎的實踐中發揮出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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