손가근(孫家勤)의 중서사의화여사실화(中西寫意畵與寫實畵)

김서윤 중국사학회 2011 中國史硏究 Vol.72 No.-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 人們對大陸繪畵的理解逐漸加深, 相對來說對台灣畵壇的關注逐漸減少. 本論文硏究了中國近現代畵壇大師張大千的弟子、繼承和變革了張大千的畵風和繪畵精神的台灣現代畵家孫家勤的畵作, 對最近去世的張大千最後壹名弟子孫家勤作品中中西美術的交融進行了硏究, 希望能展現出在其作品中學識和繪畵可在傳統和現代中共存藝術的極致. 張大千的關門弟子畵家孫家勤于2010年夏天台灣暑假期間出國, 9月回到台灣, 但因罹患退役軍人病在台灣的三軍醫療院接受了壹個多月的治療, 但最終沒能전愈, 于10月27日離世, 享年81歲, 2010年11月計劃在台北中正紀念堂擧行的畵展也因此而取消, 畵家傳記般的壹生也由此落幕. 孫家勤爲我們留下了本時代難得的作品, 應該長久保存. 中國文化自淸日戰爭和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 在曲折的現代史發展過程中, 受到了兩種文化勢力的影響. 縱觀辛亥革命以後從大陸(中國)赴台的著名藝術家的繪畵活動, 可以了解到大陸(中國)和台灣繪畵的不同點. 現實主義和傳統文人畵之間的矛盾以及對寫實和寫意的爭論接連不斷, 以民族性爲基礎誕生的傳統繪畵進行了帶有西方或者東方前衛性格的改革, 所有的學術文化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影響. 中國畵方面, 原來台灣的中國畵傳統受到日本殖民地政府的壓迫變得非常脆弱, 在這種逆境下, 溥心여、黃君壁和大部分時間在國外度過, 因爲偶爾赴台而最後在台灣安家、對台灣的中國畵産生巨大影響的張大千, 這三名從大陸和外國回來的渡海三家重新奠定了台灣的傳統中國畵的基礎. 後輩畵家孫家勤于1949年18歲從大陸來到台灣居住, 和渡海三家結下了繪畵的緣分. 1949年孫家勤從大陸來到台灣, 進入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學習, 畢業後繼續留在台灣擔任了師範大學的美術敎授. 孫家勤在渡海三家溥心여、黃君壁和張大千門下學習繪畵, 其中受張大千的影響最大. 孫家勤在巴西大風堂門下學習的3年時間裏, 正好간上了張大千盡量避免旅行的那段時間, 所以有了和張大千朝夕相處的機會, 深深地習染了張大千卓越的風采. 張大千爲讓孫家勤深刻理解了古人的繪畵風格、探索讓筆力成熟的秘訣、結合明淸以後多個名家的風格幷追求自己的世界, 傳授了他古畵名作的技法. 在張大千的關門弟子中, 孫家勤是唯壹眞正地理解張大千藝術理念幷實踐的人. 在這壹時期, 孫家勤廣泛接觸了多種畵法, 臨摹佛像和敦煌壁畵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山水畵受到了張大千的潑墨影響, 寫意花卉達到了精煉和粗광的境界, 孫家勤到達了明確分析中西繪畵觀點的階段. 西方繪畵重視光線, 所以他將金箔壹張壹張粘貼起來後, 繪制了將金箔作爲底畵的鮮明華麗的潑墨潑彩山水畵, 實現了中西美術的融合和協調, 讓外國人可以更容易地接受中國繪畵. 在中國繪畵中寫實畵也叫做工筆畵, 但寫實畵和工筆畵相比, 包含在寫意畵的裏面, 具有根據畵家的意圖表現精神世界的高層次的含義. 比較中西造型文化可以了解到中國追求主體世界的善, 而西方則偏重于獲取客體的眞理. 中國將倫理的修養和審美的自由作爲最高境界, 흔難將審美和倫理學分開. 可以這樣理解, 西方文化是科學型和宗敎型, 而中國文化是倫理型和審美型. 我們應該擺脫西方和東方這壹槪念的局限和區分, 理解寫實畵和寫意畵可以融合爲壹體的自由和藝術的眞實, 確認繪畵中所包含的畵家的內在精神. 張大千和孫家勤成就的潑墨是東方和西方融合的藝術世界, 實現了東方的精神基礎和西方技法的結合. 中國的藝術評論家袁德星評價說, 張大千的潑墨在精神層面源自于中國的自然主義, 形式上升華了西方的抽象系列技法, 在畵面上實現了二者的協調, 排除極端的審美觀點和保守壹邊倒的陳腐性, 這才是所謂的中庸之美, 這種中庸之美追求的美的範圍廣闊, 作爲自由的世界和最廣闊的空間領域, 在東方美術史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最近臺北報道, 張大千畵作明年合璧展出、兩岸《富春山居圖》的合璧帶來風潮, 四川省內江, 明年四川內江的張大千博物館落成時, 將擧辦一場張大千、畢잡索作品聯展, 屆時兩岸的張大千畵作, 將有機會共聚一堂展出. 如廣義的敍說, 在中國的融合是一個文化的特徵所以整個中國文化也就在融合中有所發展、中國文化不僅把固有的儒、佛、道合爲一?, 幷且把外來文化之中. 中華民族不但是一個包容一切的民族更進一步把타吸收、消化、改善而達成協調. 所以文化的象徵美術、包涵在融合之中也是必然的. 張大千說, 客觀臨摹畵家所看到的景物的方式是寫實, 是形式含義;而將畵家的內心和眼前的現象結合起來臨摹的方式是寫意, 是精神的內在的美. 由此可以了解到張大千提出了本時代新的槪念, 從西方和東方的區別中跳出來, 追求更深層的新的東西, 將中西繪畵融合成壹體的事實. 孫家勤從中國人對光線和陰影的特別關注中, 卽繪畵的造型觀點出發, 利用金箔紙來光線和陰影共存的槪念表現了東西繪畵的融合. 從前面所述的張大千的最後壹個弟子孫家勤的業績中, 我們可以對中國美術的學習方法和曆史發展窺見壹斑, 本人作品中也包含了希望繼承故人足迹的願望. 偉大的藝術是不分國籍的, 作品的卓越性和畵家的風格絶對是不能用國籍和作家傾向區分的. 張大千的成功不是因爲具備中國傾向, 畢加索的成功也不是因爲他是西班牙人, 同樣孫家勤的成功也不是因爲他是中國山東人. 東方畵中希望將自己國家的特色和民族特征單獨分類, 主張具有自己特色的東西. 而西方繪畵只將繪畵分類爲油畵和水彩畵, 用國家來分類時可分爲德國畵、法國畵和美國畵. 主張本國的特色和民族特征, 卽主張自己特色的方式, 會讓繪畵帶有因爲畵家個人意識作用而産生的公式化傾向, 是흔難創作優秀的作品的. 所以筆者認爲, 在評價偉大的藝術時, 絶對不要將作品性和畵家的風格按國籍或者傾向區分. 畵家的成功絶對不是個人的成功, 畵家對曆史文化和社會敎育的發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張大千和孫家勤作品中包含著作家長期刻苦努力的心血和繼承藝術的堅定的藝術意志. 我們欣賞藝術的理念是理解畵家的成果, 進壹步發展下去, 要開發自己的理解和欣賞能力, 培養對藝術的愛和素養.

『만주국』 봉천시 각 민족의 거주환경 및 직업상의 위상

윤휘탁 ( Hwy Tak Yoon ) 중국사학회 2003 中國史硏究 Vol.24 No.-

從僞滿洲國成立흔早以前, 作爲東三省的政治要地從而起着重要作用的奉天市(現在的沈陽市)坐落于僞滿洲國的奉天省, 當時是僞滿洲國的最大城市. 僞滿洲國成立以後, 隨着新京被定僞首都, 奉天市從政治城市變成了以商工業爲中心的城市, 不僅如此, 也開始變爲消費城市及有力的物資集散市場. 僞滿洲國時期奉天市以淸朝時建的皇帝陵墓地帶的北陵地區爲首, 分爲(奉天)城內·商埠地·滿鐵附屬地·鐵西工業地區五個地區. 被城壁包圍的城內從僞滿洲國成立以前一直是奉天市的中心地, 主要居住着中國人, 位于滿鐵附屬地和城內的中間的商埠地有各國的領事館. 有着新市街地性格的滿鐵附屬地主要居住着日本人和其他外國人, 被認爲是特權區域. 鐵西工業地區是從1934年起構成的重·輕工業中心地地區. 當時朝鮮人居住在作爲新市街地的中心地的大和區內的西塔和十間房地區, 形成了朝鮮人市街. 通過民族間的職業分布情況來看, 當時朝鮮人中從事農業的僞滿洲國的下層人占相當高的比重. 與此相反, 日本人和俄羅斯人幾乎沒有. 從事商工業的比重日本人和中國人比較高朝鮮人和蒙古族還有回族非常低. 從以奉天市爲首的對僞滿洲國的國政起着重要作用的公務員·軍人·法曹人·敎育者·宗敎人·醫療인·文化藝術人等的比重來看, 日本人最高, 其次是中國系, 朝鮮人和回族特別少. 日本人作爲統治民族, 在形成僞滿洲國的統治層的公務員及自由業或商工業的人中占的比重흔高. 同時由于東淸鐵道敷設和俄羅斯革命在滿洲居住的俄羅斯人從事公務自由業的比重也흔 高. 中國系當中漢族除了公務員的外交領域, 在奉天市的各個職業中都占흔大的比重. 雖然各職業領域中處于核心地位的都是日本人掌握, 但因爲漢族在各個職業領域中分布的人數占絶大多數, 在奉天市的民族構成中處于比日本人更重要的地位. 事實上與漢族沒有太大區別的滿族也是位于漢族的下一位. 同樣是中國系, 蒙古族和回族的民族地位就흔低. 朝鮮人的社會地位就象他門從事地位相對低下的農業比重相當大的事實中可以猜出來的, 在奉天市的地位非常低. 特別是在奉天市居住的朝鮮人雖然人數和日本人差不多, 在屬于社會統治層的公務, 自由業中的朝鮮人的比重只不過是日本人的1/9, 不僅如此, 民族對比人口構成也比日本差흔多. 朝鮮人雖然象日本人一樣有着日本國籍, 但在奉天市也只不過是微乎其微的存在. 在社會與論的形成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出版業中, 日本人占有壓倒一切的比重, 與此相反朝鮮人從事者幾乎沒有. 在醫療領域, 社會地位相當高的西醫也是日本人和中國系分占. 牙科醫生日本人占2/3, 中國系占1/3. 醫療領域中社會地位較高的藥劑師中日本人占比中國系占有壓倒一切的比重, 與此相反, 在補助類的領域中中國系占絶對多數的比重. 朝鮮人中貧困層的從事農業的比重較高的反面, 官職類, 自由業的比重非常低. 日本人作爲統治民族確保了타的最高地位. 中國系特別是漢族在各種職業當中占有絶對性的人數, 而且在社會地位較高的公務自由業或商工業中占有相當的比重, 所以也發揮着其民族力量. 朝鮮人人口又少, 在各種職業中占的比重也少, 在社會地位高的公務自由業中占有的比重低, 相反在地位較低的職業中占有的比重比較高, 无業者的比重也高. 從僞滿洲國奉天市的居住民族的職業間構成來看, 民族間的地位可以設是日本人--中國系--朝鮮人這樣的順序. 如上所述, 就象奉天市的民族間的職業分布事例中所反映的, 在形成僞滿洲國的흔多民族中, 隨着從職業分布的比重或社會影響力或職業的屬性中所反映的地位的高低, 民族的作用和地位也隨之不同, 但同時他們之間維持着有機的關係, 形成了奉天市的多民族生活基굴. 也就是設, 奉天市居住的各民族在根據其民族人口或作用或職業屬性的不同而形成的上下從屬關係或不平等的關係中發揮着各自的作用. 他們民族間的有機關係和這其中各民族的作用是形成僞滿洲國的代表城市之一的奉天市的基本動力.

설림(說林) 논엄복(論嚴復)의 근대화 사상

야오취안더 중국사학회 2012 中國史硏究 Vol.81 No.-

엄복(嚴復)은 시대에 적응하여 발전하는 민족은 생존하므로 국가를 다스리는 방법은 시대에 부응하여 나아가야 한다고 보았다. 중국은 지금까지 비록 큰 변법을 진행하여 생존과 발전을 모색해 온 것은 아니었는데, 이는 모두가 중국에 비해 발전 수준이 낙후한 민족들이었기 때문이다. 그러나 현대 서방 문명은 오히려 중국 문명에 비해 훨씬 선진적 문명이고, 이와는 대조적으로 중국은 빈궁하고 허약하여 변법 개혁을 하지 않으면 필연적으로 나라가 망할 지경에 처해 있다. 엄복은 중국의 전통적인 정치철학, 문화 풍토, 학술 풍토상 결점과 허황된 면이 아주 많다고 보았다. 엄복은 정교법제(政敎法制)가 군주 성인에게서 비롯된다는 한유(韓愈)의 이론은 지극히 황당한 것이라 하면서 인민이 국가 권력의 근본이라고 주장하였다. 중국은 바로 이러한 황당한 이론에 따라 오랫동안 우민정책으로 나라를 이끌어 왔고, 이것이 중국과 서양 민주국가가 만날 때마다 패전을 거듭하게 하였다고 보았다. 중국 전통의 문화적 학술적 풍토는 고담준론을 줄기면서 실천을 중시하지 않았고, 역사적 경험을 중시하면서 창조적 발전을 중시하지 않고 개인적 자유를 압박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소극적 방법으로 사회의 안정을 유지하려고 하여 결국 중국을 날로 낙후되게 만들었다고 보았다. 엄복은 중국이 반드시 서방의 실력을 배워야 살아 남을 수 있다고 보았다. 이를 위해 우선 변법 개혁을 위해 유리한 국내외적 환경을 만들어야하고, 개혁파가 정부 기구에서 실권을 가져야 한다고 했다. 그런 다음 악습을 제거하고, 서양 학문을 보급하고 민주화를 통해 민력(民力), 민지(民智), 민덕(民德) 등등을 제고하여 점진적인 방식으로 중국 현대화를 완성해 가야 한다고 보았다. 무술변법 기간의 다른 사상가들과 비교해 볼 때 엄복은 서방 문화에 대한 이해, 중서 정치 사상 등 방면의 차이에 대한 분석에서 탁월하였다. 그 이후 중국 사상 문화계에서는 거대한 변화가 일어났고, 엄복은 이 거대한 변화의 선구자였다. 그러나 엄복은 중국 문화를 비판하면서도 서양 문화에 대해서 맹종하지도 않았고, 서양 문화가 가진 모종의 결함을 파악하면서도 동시에 중국 문화에 대해 무조건 긍정하지도 않았다. 이러한 객관적 태도가 칭찬할 만하다.

1949년의 中國 : 동시대 한국인의 시각 同時代的韓國人的認識

백영서 중국근현대사학회 2000 중국현대사연구 Vol.9 No.-

爲了能更好地接近1949年在中國展開的飜天覆地的曆史現實, 本人力圖在這篇文章中再現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 特別是韓國人的實際見聞和感受。事實上, 所謂韓國人的中國認識, 幷不是說當時韓半島對中國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本文也不打算對此進行整體性的硏究。本文所選擇的方法是對在韓半島南部影響非常大的兩種日報---《京鄕新聞》和《朝鮮日報》所刊載的同時代的韓國人的看法進行比較分析。 雖然這兩家報紙對內戰時期中國政治形勢的關心主要集中在中共和國民黨政府誰掌握主導權問題上, 但實際上都不將共産黨的勝利看作必然的趨勢, 不以孤立的, 靜止的態度來看待1949年中國的政治形勢, 而是將其作爲不斷進行的革命過程中的一環來看待的, 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勝利與敗退這種觀點的局限。當時韓國人的這種認識特征, 具有引人注目的曆史價値。那요, 韓國人爲什요持這種從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來看待中國現實的觀點니?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韓國人長期以來一直是以一種主體的姿態來看待作爲同時代各種問題之一的中國政治形勢的。至遲19世紀末以來, 韓國知識分子卽認爲中國的變化和政治形勢與韓國的命運直接相關, 一直十分關注, 因而對中國的理解也由于長期的歷史積累而十分深刻。特別是以‘客觀的, 宏觀的視野’ 報道中國革命性質的韓國輿論遺産, 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盡管解放後獲得情報的條件十分惡劣, 但韓國輿論界仍然是將中國問題與韓國問題相聯係, 以比較的, 長時段性的觀點來進行觀察的。 也無可諱言, 正是這種在韓國問題的延長線上來把握中國問題的立場, 可能是同時代韓國人的中國認識存在局限性, 甚至歪曲事實的主要因素。這也表明當時韓國的輿論界已經開始受到兩大陣營冷戰理論的影響。以冷戰的眼光來展望中國政治形勢的傾向已經在整個韓國輿論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後來經過韓國戰爭而進一步得以强化, 幷長期支配着南韓人對中國的認識。 事實上, 韓國人的中國認識形成史, 可以說是韓國人對中國“已經了解的事情”與“希望了解的事情(或者說是希望發生的事情)”兩個側面相互삼透, 動態的認識過程。從這點上來說, 在東亞冷戰秩序形成過程中, 在韓半島南北間的衝突日益頻繁的情況下, 以冷戰的視角來理解(或者說是希望理解)1949年的中國, 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 以及韓中建交, 使中韓關係進入脫冷戰階段, 也使韓國人的中國認識發生變化。現在, 認識過去的50年, 特別是作爲這一時代起點的1949年的中國, 爲我們打開了重新解釋這段歷史的方便之門。

논문(論文) : 국공내전시기 중국민주동맹(中國民主同盟)의 독자성 모색

손승희 한국중국근현대사학회(구 중국근현대사학회) 2010 중국현대사연구 Vol.48 No.-

改革開放之后, 中國在經濟方面的改革及其取得的成果要求對政治方面也進行相應的改革。中國政府主張要强化共産黨領導下的民主黨派的作用。但是, 民主黨派爲了較好的發揮對執政黨牽制與監督的作用, 保證其政治上的地位與作用, 至少要確保其獨特性。在此, 有必要探索作爲中國一個民主黨派-民主同盟的起源, 井從現在中國多黨合作制的曆史持續性側面對其進行把握。本文將從19世紀40年代民主同盟的獨自性確立方面對其作用及意義進行探討。民主同盟最爲重視的是民主與和平。他們制定憲法與召開國民大會的過程都體現了其對民主秩序的要求。在國共分裂與內戰的情況下, 他們所主張的依然是和平。民主同盟將自身定位爲民主與和平的守護者。因爲他們所追求的是, 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以和平爲前提用政治協商的放式來解決問題, 其程序與過程都應當是民主的, 井且也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建立國家。民主同盟將自身定義爲`非武裝政黨`。他們通過輿論活動, 用呼우群衆理性的方式來制約國共的武裝力量。他們的原則是徹底的民主與和平。他們希望通過民主的程序與操作方式來組建國共兩黨與少數民主黨派共同組建的聯合政府。倂且, 他們將實現中國的民主化看作是民主同盟的作用與曆史任務。爲此, 首先就要阻止國共的武力沖突, 民主同盟的作用依然隨之逐漸凸顯出來。民主同盟흔樂於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對國共兩黨進行調和。爲此就需要維持民主同盟的獨立性與中立性。在當時有可能爆發國共內戰的情況下, 民主同盟積極促成了國共政治協商會議, 爲了和平建國采取了五項決議。但是對於反對這些決議的國民黨, 民主同盟力求實現反對內戰、改造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等解決方案。此外, 民主同盟還往來於國民黨、共産黨及美國特使馬歇爾之間, 努力調和國共沖突與內戰。但是最終內戰還是爆發, 調和國共阿黨的努力還是失敗了。在二中全會上, 民主同盟也不得不承認調和國共兩黨這一任務的失敗。但是民主同盟仍然沒有放棄對於解決國共沖突這一問題的期望。爲了應對國共兩黨厭倦內戰重新協商談判情況的出現, 民主同盟不斷强化其組織能力, 最大化集聚人民的力量。但是民主同盟也開始認識到, 自身應該從爲調和國共兩黨而存在的黨派聯合體的位置中脫離出來, 開始准備成爲獨立的政治團體或者是政黨的組織與力量。民主同盟確信, 到了那個時候, 自己不僅要發揮國共兩黨之間調和者的作用, 同時也要發揮出將中國引領到和平民主之路的決定性作用。爲了應對"那一天", 可以흔好地實現國共兩黨間的調和作用, 民主同盟認爲關鍵是要維持在國民黨與共産黨之間的獨立性。民主同盟不參加國民大會也是`爲了維持其獨立的立場與調和者的身빈`。因爲只有站在超然而獨立的第三者的立場上, 才能對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斗爭進行調和。民主同盟顯示出了持接以合法公開的方式來爲民主與和平斗爭的意志。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持續的獨裁政治與對民主人士的鎭壓, 民主同盟成爲非法化的組織, 總部也被解散。民主同盟在成立之時, 倂沒有准備關於國家建設的長期大策。伴隨調和國共兩黨的失敗, 民主同盟開始了更爲長期的和組織化的准備。民主同盟不同於爲了獲得政權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一般政黨。民主同盟在國共兩黨之間對其進行調和, 爲了建立新的國家, 有着過渡時期的特征。民主同盟雖然在調和國共兩黨的過程中可以維持其獨立的平衡作用, 但是當國共兩黨投入內戰井拒絶政治協商之時, 民主同盟的作用也開始被弱化。通過維持在國共兩黨間的獨特性與中立性來用和平與民主的方式實現中國統一的民主同盟的目標與意圖, 最后以失敗告終。

청일전쟁에 대한 중국의 역사인식과 역사교육의 방향

朴正鉉 중국근현대사학회 2004 중국현대사연구 Vol.20 No.-

中日兩國對甲午戰爭持有截然相反的理解, 其評價也, 隨着兩國的歷史展開過程, 出現過完全不同的情況。因此, 韓中日三國對甲午戰爭的認識不容易達到比較合理的結論, 最好我們首先槪括各個國家如何理解甲午戰爭, 然後再比較分析其認識。 韓國不但是個甲午戰爭的直接受害國, 而且其領土成爲戰場。진管如此, 韓國歷史學界硏究타與東學農民戰爭的關係, 更重視因戰爭的結果所進行的甲午改革。甲午戰爭暴發時, 韓國不能堅持自我主張, 只不過근着中日兩國的利害關係接受타們的要求而已。韓國學界仍然重視東學農民戰爭與甲午改革, 這種傾向, 不是正確反映當時的歷史現實, 而是他們有强調近代性的目的。 就日本而言, 在甲午戰爭得勝, 此後, 在走上帝國主義道路起了決定性作用。日本經過甲午戰爭, 成爲亞洲唯一達到近代化國家, 還達到可與西方國家競爭的地位。因此, 日本不太重視甲午戰爭本身內在的性質, 反而主張他們不可避面地參與戰爭。與此同時, 日本主要提起甲午戰爭暴發的原因, 卽나個國家發動戰爭, 試圖擺脫戰爭的責任。 在評價同一事件甲午戰爭, 韓國强調近代化的連續性, 日本理解爲近代化的契機, 中國解釋爲近代化的危機, 這些評價不同引起認識不同。這些認識明確說明, 韓中日三國還不能擺脫以自國爲中心的歷史認識。繼着, 探討中國對甲午戰爭認識。 흘今爲止, 中國對甲午戰爭的視角基本上未有흔大的變化, 但是按時情出現過稍微的差別。甲午戰爭一般被定爲圍繞朝鮮的宗主權, 淸日兩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這種性質可以看出于馬關條約第一款“朝鮮爲完全自主國”。淸日兩國全然不考慮朝鮮的主權, 發動侵掠朝鮮的戰爭。日本開始侵略大陸後, 就中國而言, 戰爭的性質變成衛護國家的。中國主要强調日本的侵掠, 相當忽視戰爭的本質。可見, 中國對甲午戰爭的歷史認識明顯顯示出以自國爲中心的思考。換句話說,中國的歷史認識仍然不擺脫侵掠與反侵掠或加害國日本與受害國中國的邏輯。 中國歷史學界强烈批評, 甲午戰爭前後帝國主義列强恐後爭先地侵掠大陸。不過, 一九八零年代以來, 逐漸少重視周圍國家的立場。甲午戰爭的最大受害國雖然是朝鮮。中國的歷史敍述不提起淸朝對朝鮮的宗主權所包含的不合理性, 或對朝鮮的帝國主義性侵掠, 只不過敍述朝鮮的要請或隣國朝鮮而已。在此, 需要說明的是, 從形式上看, 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 根据于條約或契約。因此, 中國學界應當明確揭露近代條約的不當性, 細心分析中國統治體制的矛盾, 但是他們却反復主張中國是西方列强侵掠的最大受害國。 中國對甲午戰爭的歷史認識之所以强調日本侵略性, 是因爲當時中國不能구克服民族危機, 使得他們感到自愧。幷且, 在中國, 意識形態還束縛學術, 不能自由發表見解, 也不能擺脫‘愛國主義’的立場。與這些學界的情況相反, 歷史敎育却出現重視市民敎育與個人的趨勢, 但是爲了變化旣存歷史認識, 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會則 외

편집부(편집자) 중국근현대사학회 2015 중국근현대사연구 Vol.67 No.-

중국사학사(中國史學史) 국제학술대회國際學術大會) 특집논문(特輯論文) : 당대 사람이 기록한 당대 역사의 사학적 의의 및 그 현실적 시사점

차오쇼우량 중국사학회 2014 中國史硏究 Vol.93 No.-

오랫동안 사학계에는 매우 영향력 있는 관점이 하나 있었으니, 그것은 바로 당대 사람이 기록한 당대 역사가 사학적인 객관성과 진실성을 담보하지 못한다고 하는 것이다. 중국사학의 발전사라고 하는 측면에서 본다면, 중국고대의 전통사학에서는 관에서 주도하는 정사(正史)나 사적으로 기록하는 개인의 저술을 막론하고 역대로 모두 당대 사람이 기록한 당대 역사의 전형적인 예가 적지 않았다. 만청으로부터 민국초기에 이르는 시기 사상계에서는 민사(民史)·군사(郡史)·국사(國史) 등에 대한 토론도 당대 사람이 기록한 당대 역사가 인정을 받았음을 밝게 드러내보여 주었다. 그리고 ``0년대 이래로 중화인민공화국 역사편찬 실천의 득실에 있어서도 당대 사람이 기록한 당대 역사를 표명하는 것이 가능할 뿐만 아니라 필요하다고 하였으며, 그 가운데 가장 커다란 시사점은 바로 국사관(國史館)을 설립하는 것이었다. 역사학의 생성 과정으로 본다면, 역사를 기술하는 사학자는 특정한 시대에 존재하는 개체이기 때문에 역사성과 시대성을 갖추고 있다. 그렇다면 역사가가 기록한 저술도 하나의 당대 역사로서 당연히 역사성과 시대성을 갖추고 있을 것이다. 이러한 의미에서 본다면, ‘당대의 사람이 기록한 당대의 역사’도 깊이 탐구해 볼만한 의의와 가치를 갖추고 있다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본 논문에서 언급하고 있는 ‘당대 사람이 기록한 당대 역사’가 가리키는 것은 중국사학에 있어서 서로 다른 시대의 역사가들이 그들이 생활했던 시대에 대한 기록과 서술한 상황에 대하여 고찰하고 탐구하는 것이다. 서술의 주체로 본다면, 대체적으로 관에서 수찬한 것(국사로 칭해지는 것)과 개인이 지은 것(개인이 지은 당대 역사의 저술) 두 가지 종류가 있다. ``. 당대 사람이 기록한 당대 역사는 중국 전통사학의 우수한 전통이다. 중국의 근현대 사학은 서양의 객관주의와 실정주의 사학 사조의 영향을 받아서 당대 사람은 당대의 역사를 기록하는 않는다는 전통의 관점을 견지하고 있었다. 이처럼 중국 고대에는 당대 사람이 당대의 역사를 기록하지 않는다는 전통이 있었다고 인식하는 관점은 사실 옳은 것 같지만 옳지 않은 표현이다. 중국의 전통 사학사에 밝은 사람들이라면 정사(正史) 중에도 당대 사람이 당대의 역사를 기록한 성격의 역사서가 도처에 많다는 것을 모두 분명하게 알고 있을 것이다. ;. 만청과 민국 시기의 당대 역사 편찬 이론에 대한 새로운 탐구``0년 아편전쟁 이래로 중국사회에는 완만하고도 심각한 변혁이 발생하였다. 서양의 자산계급이 창도한 진화론과 민권주의 사상은 중국 사상계에 지극히 커다란 영향을 끼치게 되었다. 학계도 마찬가지로 전통의 치학(治學) 방법이 근대적인 의미의 치학 방식으로의 전환을 격고 있었고 관심의 대상도 군주에서 민중으로, 위에서 아래로의 전환이 이루어지기 시작하였다. 민중의식의 각성은 일부 학자들로 하여금 당대 역사의 민생문제를 탐구하도록 촉진하여 당대 역사의 편찬에 풍부한 생기와 창조라는 새로운 국면의 양상이 나타나게 되었다. . 새롭게 중국의 국사편찬을 하는 것에 대한 득과 실``년 ``0월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성립은 중국역사와 세계역사에 있어서 커다란 사건이었다. 중국공산당이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창립을 주도하기 이전부터 이미 국외학자들의 흥미를 불러일으켰으며 일부 연구도 병행되었다. 중국 국내에서 진정한 중국당대사나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역사라는 이름으로 진행된 학술연구와 편찬이 이루어진 것은 ``0년대에 이르러서야 비로소 나타나기 시작하였다. 중화인민공화국은 이미 년의 세월을 지내왔다. 이 기간 동안에 당과 정부가 주도하여 진행한 국사의 편찬 가운데 중요한 두 가지 사건은 바로 『당대중국(當代中國)』 총서와 『중화인민공화국사고(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이다. . 당대 사람이 당대 역사를 기록하는 전통이 오늘의 당대 역사 편찬에 주는 시사점``) 관에서 주도한 편찬이나 개인이 기록한 것은 당대사 연구와 편찬에 있어서 두 가지 가운데 어느 하나라도 폐할 수 없는 기본적인 방법이다. ;) 당대의 역사 편찬과 후대의 역사 편찬은 똑 같이 긍정할 만한 가치를 간직하고 있다. ) 상설된 역사 편찬 기구와 임시로 소집되어 연구하고 편찬하는 것은 마땅히 적당한 균형을 유지해야 한다. ) 공사(公史)·관사(官史)·사사(私史)는 마땅히 상호 보완하는 형태를 갖추어야 한다. ) 국사의 편찬에 있어서 정치성과 과학성 사이의 관계는 자세히 관심을 가질만한 가치가 있다.

The Middle Kingdom (中國總論)에 나타난 사무엘 윌리암스의 중국관(中國觀) -청조(淸朝)의 쇄국정책, 사회상의 내용을 중심으로-

로재식 중국사학회 2019 中國史硏究 Vol.0 No.120

衛三畏(1812-1884)是早期來華美國新敎傳敎士,從1883年10月抵達廣州,直到1876年返美,凡43年,是當時在華時日最長的西方人. 衛三畏在華期間,不僅努力從事文化傳敎,而且積極參與美國遠東外交活動,長期擔任美國駐華使團飜譯,曾9次代理美國駐華公使,同時他一生致力與硏究和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寫作了不少漢學著作. 其中,『中國總論, The middle Kingdom』 成爲他作爲美國漢學第一的地位. 『中國總論』包括中國地理、言語、文學、社會、宗敎、歷史、文化以及對外關係等諸方面內容,其對美國漢學的發展影響很大. 本論文主要探討在『中國總論』的內容中,衛三畏對淸朝實行閉關政策原因和一些社會狀的看法. 衛三畏認爲, 淸朝實行閉關狀態, 阻碍了基督敎福音的傳播, 是與上帝的意旨相違背的. 他堅信, 中國最終將走向開方. 在他看來,一方面,開方本身對中國是有益的,中國人通過開放可以獲得更高的目標、更多的知識和希望. 衛三畏將中國人的生活狀態看成是停滯的. 在他看來,中國就是落後、停滯的代名詞,而西方國家則代表着先進與進步. 中國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西方的現在. 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一些列現象-如科學技術的落後、女性的居纏足、住環境的不衛生以及人性的墮落等問題-作出了客觀的論述. 他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其論述有一定的價値. 不過它以基督敎敎義判斷中國社會現象,中國貧困的原因歸結與不信基督敎信仰,這一點是難勉片面的看法.作爲傳敎士,衛三畏的思想可以理解的,但一些論述過與强調了基督敎的作用. 總之,衛三畏在《中國總論》中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雖然其中不免帶有片面性和西方傳敎士對中國固有的偏見,但對中國文明持肯定態度,譽其爲“最文明的異敎國家”. 他的漢學著作成爲美國中國學的釐正碑,還他對東學西漸的貢獻不可忽視的.

중국사학사(中國史學史) 국제학술대회國際學術大會) 특집논문(特輯論文) : 중국사 연구에서 엥겔스의 민족관습법 이론 응용

이위쥔 중국사학회 2014 中國史硏究 Vol.93 No.-

민족관습법은 각 민족이 오랜 생산활동 과정에서 점차적으로 형성된 해당 민족의 관습법이다. 엥겔스는 자신의 저서에서 유럽 민족관습법의 역사와 특징을 분석하여, 피통치민족의 관습법이 장구하게 보류될 수 있거나 철저하게 소멸되는 것은 생산방식과 민족 조직방식이 훼손되는지 여부에 따라 결정되는 것임을 발견하였다. 엥겔스가 말한대로 ‘법’의 기초는 ‘의지’가 아니라 사회물질생활이며, 곧 “상호제약적 생산방식과 교환방식”이다. 민족관습법 방면의 엥겔스의 이론적 성과는 중국 역사연구에도 중요한 교훈적 의의를 지닌다. 1. 엥겔스가 논한 유럽 역사상의 민족관습법엥겔스는 자신의 저작『고대법』과『독일이데올로기』에서 법”의 기초는 어느 사회집단(일련의 개인은 더더욱 아니다)의 “의지”이며, 그것은 사회물질생활, “상호제약적 생산방식과 교환방식”으로 결정되는 것이라고 밝혔다. 때문에 민족관습법을 생산하는 물질생활 기초가 존재하기만 한다면 그 민족관습법은 여전히 생명력을 가지게 되는 것이다. 민족관습법의 완강한 생명력에 대하여, 엥겔스는『게르만인의 고대역사』에서 상세하게 분석했다. 먼저 그는 고대 게르만인들의 민족관습법이 로마법과 만나게 된 이후에도 여전히 완강하게 천년 이상 보류된 사실을 서술했다. 충돌의 근원은, 한편으로는 로마법과 고대 게르만인의 재산분배제도가 저촉되었기 때문이고, 다른 한편으로는 로마법과 고대 게르만인들의 관습법의 법률 절차가 달랐기 때문이었다. 당시 게르만의 실제 통치자 바루스는 로마총독의 최고사법권을 장악하고 있었지만. 그는 결국 무력으로도 게르만인들이 자신들의 생산조직 형식과 맞지 않는 로마법을 받아들이도록 할 수 없었다. 민족관습법은 민족조직 형식과 생산방식에 뿌리를 두고 있다. 만약 그 원래의 촌락조직, 혹 민족(혹은 씨족) 조직이 보존되어있기만 하면 민족관습법은 정복자의 법률과 맞서며 장기간 존재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오직 새로운 통치자가 폭력을 동원해 당지 주민의 생산.생활조직형식(가령 씨족)을 파괴하고, 아울러 무기와 입법 수단에 의지해 새로운 법률을 추진할 때 민족관습법은 비로서 잔재만 남거나, 혹은 아무 흔적도 없이 사라질 것이다. 2. 중국 역사상 민족관습법이 제정법과 조우한 후의 귀결점엥겔스의 민족관습법 이론은 중국 역사를 연구하는데 있어 지도적(指導的) 의의가 있고, 동시에 중국 역사는 자신만의 특징을 가지고 있다. 엥겔스가 유럽의 역사를 논술할 때 “민족관습법”은 모두 피정복민족에게 존재하는 것을 가리키며, 정복민족의 법률(가령 로마법)은 그것에 상응하여 국가제정법이 되는 것이다. 중국 역사에서, 누가 통치 지위에 있든지 간에, 중원왕조의 법률은 언제나 국가제정법으로 표현되고, 소수민족의 법률은 그에 따라 민족관습법이 되었다. 이런 인식의 기초 위에서, 후자를 다시 설명하겠다. 유럽 민족관습법의 최후의 귀결은, 혹자는 장구하게 보류되고, 혹자는 부분적으로 남거나 심지어 흔적도 없이 사라졌다. 그리고 중국 역사상의 민족관습법은 거의 대부분 하나의 상황으로 귀결되었는데, 곧 우선은 제정법과 병존하다가 연후에 최종적으로 제정법 속으로 융합되는 것이다. 요· 금 왕조가 전형적인 사례가 된다. 요. 금 정권 초기에 소수민족 관습법과 중원왕조 법률은 언제나 처음에는 병존하다가 후에는 차츰 융합되는 추세를 보였다. 첫째, 건국 초기에 요와 금은 모두 한인 거주 지역에는 단독으로 한법을 실행하였는데, 곧 소위 ‘民族分治’이다. 요 태조는 건국 초부터 거란관습법의 성문법으로의 轉化를 촉진하였다(定制契丹及諸夷之法, 漢人則斷以律令)”. 요 태종 때에는“國制로 거란인을 다스리고 漢制로 한인을 다스리라”고 규정하였다. 사법 심리 방면에서는 南北二院의 분치정책을 실행하였다. 금 태조는 건국 초기, 법제상에서 주로 여진관습법을 채용하였다. 천보(天輔)2년 금 태조는 “國書와 詔令은 마땅히 屬文에 능한 자를 뽑아서 맡도록 해야 한다”라고 하여 마치 성문법 제정의 중요성을 인식하기 시작한 듯하다. 제3대 황제인 희종은 천권(天眷)3년(1140) 하남 등지를 공격하여 취한 후, 당지에 “형법은 모두 율문(즉 중원의 한법)을 따른다(“刑法皆從律文”)”고 선포하고, 이후 여진관습법을 강제하지 않았다. 둘째, 중원 한법은 농경문명에 적용되었기에 유목과 수렵 등의 생산방식에 기반한 거란과 여진 민족관습법보다 선진적이었다. 때문에 요와 금의 통치자들은 모두 주동적으로 혹은 은밀하게 한법을 흡수하였다. 요대 건국 초기의 정책은 民族分治였고, 태종시대부터 차츰 漢制의 적용 범위를 확대하기 시작했는데, 가령 “발해인은 한법에 의거해 통치한다”고 규정한 것이다. 거란인으로서 漢官을 받은 자는 漢儀를 따르고. 한인과 혼인하는 것을 허락했다. 제6대 황제 성종 즉위 이후, 전문적으로 율령(당시의 율령이라는 것은 당, 송의 율령을 가리킨다)을 번역하게 하여 요대 법률의 한화 과정이 시작되었고, “거란인과 한인이 서로 때려 죽음에 이르면, 그 법의 [적용]輕重은 균등하지 않다”와 같은 법은 폐지되었다. 제8대 황제 시기에는『重熙條制』를 修訂하도록 명을 내려, 중원 한법 율문인『咸雍重修條制』를 많이 흡수하고 실제로 이것을 적용하였다. 금조는 皇統 연간에 “본조의 舊制로써 수당의 제도를 겸하고 요송의 법을 참조하여 성문법전인『皇統制』를 편찬하였다. 이후『續降制書』.『大定重修制條』.『泰和律義』이 편찬되었다. 원대인 脫脫은『泰和律義』가 “실은 당율이다”라고 여겼다. 이때부터, 금조의 법제는 형식에서 내용가지 전면적인 漢化를 실현하였다. 요금의 민족관습법이 제정법을 만난 이후 병존하다가 이후 융합된 것을 설명하는 사료는 매우 많지만 여기서는 상세하게 논하지 않겠다. 3. 엥겔스의 이론으로 중국 역사를 연구할 때 나타나는 특징중국 역사상 중원에 입거하게 된 소수민족 관습법의 귀결은 대부분 “因俗而治”의 법제 방침 아래에서 우선은 중원왕조의 제정법과 병존하다가, 후자에 융합되어 갔다. 이는 비록 유럽의 상황과 완전히 같지는 않지만 엥겔스가 밝혀낸 역사 규율에 부합된다. 왜냐하면 중원에 진입한 소수민족은 모두 농경문명을 받아들여 신속하게 봉건화 되고, 생산과 생활조직 형식의 변화는 자연스럽게 관습법의 변화를 초래했기 때문이다. 다른 한편으로, “因俗而治”는 중국 봉건왕조의 일관된 정책이고, 심지어 중화문화의 유전자라고도 할 수 있다. 『禮記. 王制』에서 “中國 戎夷五方의 백성은 모두 본성이 있어서 [강제로 바꾸도록] 推移할 수 없다”라고 하였고, 때문에 강역 내의 다양한 민족의 상황에 근거해 자신들의 풍속을 따르도록 하고 다양한 정치제도를 실행하였다. 秦昭王 시기 “巴郡랑中夷人” 과 맹약을 맺을 때, “秦이 夷를 범하면 黃龍 한쌍을 보내고, 夷가 秦을 범하면 淸酒 一鍾을 보낸다”고 했다. 한제국은 군현이 설치된 소수민족 지역에 “천자의 법도를 사용하지 않는 것”을 허용하고, 당지의 舊俗으로 통치했다. 수당왕조도 소수민족에 대하여 “추장을 나누어 설치하고 각각 그 부락을 통치하도록 한다”, “자신들의 풍속으로 다르스게 한다”는 민족정책을 취하였다. 요대의 南北面官制度, 서하와 금대에는 藩漢 官制가 있었다. 원.명.청 시기에는 이 방면에서 더욱 제도화. 법규화가 진행되었다. 역대 봉건왕조의 법치정책이 일맥상통하게 중화문화의 兼容하고 품는 특징과 개방적인 기개를 체현하였다고 할 수 있다. 정치상에서 “大一統”의 전제 하에서 법률형식도 매우 다양했다. 중국 역사상의 국가제정법과 민족관습법이 병존하다가 융합되는 특징은 중화민족 다민족통일 융합이라는 필연적 역사 추세와 불가분의 관계이다. 유럽 내부에서는 많은 안정적 민족공동체가 있지만 통일되는 추세는 없다. 그런데 중국다민족통일 융합에는 필연성이 있다. 첫째는 지리환경적 원인, 둘째는 생산방식적 원인, 셋째는 중원문화의 개방적 성격이다. 요컨대, 엥겔스가 밝혀낸 민족관습법은 그것에 대응하는 생산방식이 보류되는 기초 위에서 보류될 수 있는 역사규율은 중국 역사에도 마찬가지로 적용될 수 있다. 중원농경문명의 선진성 및 중원문화의 개방적 특징은 소수민족이 중원지역에 진입한 뒤에 대부분 주동적으로 중원문명을 받아들이고, 통치 지위에 있든 없든, 그들의 민족관습법은 항상 중원왕조의 제정법과 “병존하다가 융합되었다”. 이는 중국다민족통일과 융합의 필연적 역사추세와 서로 상응하는 것이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