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爭 시기 中國에서의 東亞聯盟運動과 汪精衛政權_pr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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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部的一些穩健派領導人和一些政治家, 作爲迅速解決中日戰爭的一種方案, 提出了東亞聯盟論. 1938年秋, 日本當作一个政治運動積極推進了聯盟論. 此論對汪精衛脫離重慶成爲直接契機的近衛聲明也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它是一个對中日戰爭進程給予不少影響的政治主張. 東亞聯盟論試圖通過同中國的妥協來實現日本的領導地位, 它表面上承認中國的政治獨立, 而實際上它的中心內容是, 把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掠奪合法化, 把中國變爲日本主導的‘共同國防’的軍事基地. 日本一開始就企圖通過東亞聯盟運動把自己的勢力擴張至中國, 包括汪精衛政權, 大部分親日(傀儡)政權作爲他們所謂和平建國運動的理念基礎, 接受了東亞聯盟論.
其結果, 日本的東亞聯盟論傳到中國以後, 到了1940年後半年, 北京, 廣州, 南京等城市以地區爲單位, 幾乎同時組織成立了東亞聯盟團體. 這些組織的成立以及活動都受到日本東亞聯盟的直接影響. 1941年2月, 把北京, 廣州, 南京等各地的東亞聯盟組織進行合倂, 在首都南京成立了中央組織卽東亞聯盟中國總會, 其他已有的組織改編爲中國總會領導下的分會. 中國總會成立以後, 上海, 湖北, 汕頭等地先後成立了新的分會組織. 新成立的汪精衛政權和(傀儡)國民黨‘外延組織’爲了擴大其影響, 促進了東亞聯盟團體的全國性合倂與組織擴大.
汪精衛及其追隨者們爲了確保政治上的正當性, 在接受東亞聯盟論的同時積極主張自己是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的繼承人. 汪精衛政權所謂繼承大亞洲主義的主張具有兩種立場, 一个是爲了讓中國人承認汪政權的正當性, 作爲一種宣傳工具, 强調大亞洲主義的立場, 另一个是爲了批判以日本爲中心的東亞新秩序論, 作爲要求修改東亞新秩序論的一種工具, 利用大亞洲主義的立場. 這兩个方面從內容來看, 事實上不能不含有相當的矛盾和對立. 如果强調大亞洲主義的平等聯合, 就會暴露親日政權現實的從屬性, 這會給確保正當性帶來困難. 相反, 如果强調大亞洲主義的開放性或可變性, 也就是說, 如果强調同東亞新秩序論或東亞聯盟論整體性, 終究會否定大亞洲主義的平等聯合而去謀求同東亞聯盟論的結合. 通過『大亞洲主義』雜誌和『東亞聯盟月刊』雜誌的合倂, 就能看出大亞洲的主張終究被東亞聯盟論所倂呑, 這就是暴露汪精衛政權現實局限性的一个事例.
主張大亞洲主義的同時, 在接受東亞聯盟論的過程中, 汪精衛政權在東亞聯盟論的所謂三大條件卽國防共同化, 經濟一體化, 政治獨立中特別强調的是‘政治獨立’一項. 就像大亞洲主義一樣, 汪精衛政權爲了向日本要求平等關係條件, 作爲一種政治手段, 提出了政治獨立優先的主張, 同時也有作爲一種宣傳工具向中國人宣傳和說服自己的政治正當性的目的. 但是, 這些政治獨立優先的主張也不能不具有不可否認的現實的局限性, 因爲, 東亞聯盟論在繼續進行的戰爭當中連在日本國內也占不住脚, 太平洋戰爭暴發以後, 終于失去了影響力, 以日本方面的諒解爲前提的政治獨立的主張也就一開始很難在中國占得住脚.
繼承大亞洲主義的主張和政治獨立優先的主張所具有的這些局限性, 事實上是由東亞聯盟論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所致. 東亞聯盟論所設定的聯盟範疇裏不包括朝鮮, 對受日本植民統治的朝鮮來講, 談論東亞聯盟論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僅此一点就不難斷定, 以日本侵略者的“內部指導”爲前提, 中日之間建立和平的協作體系爲目標的東亞聯盟論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背景下, 一開始就很難期待取得成果.

국문 초록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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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 초록 (Abstract)

I. 머리말
II. 東亞聯盟論의 성립과 日本에서의 東亞聯盟運動
III. 中國으로의 유입과 각 지역 東亞聯盟團體의 성립
IV.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의 성립과 汪精衛政權
V. 맺음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