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김태관 동의대학교 인문사회연구소 2004 인간과 문화 연구 Vol.- No.9
晩淸小說硏究的重点当然是梁啓超和他倡導的"小說界革命"的理論,但是這一重要的文學變革幷非僅由梁啓超一人所決定的。"小說界革命"的口号,雖然直到1902年才由梁啓超在《新小說》雜志創刊号上發表的《論小說与群治之關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來,可是戊戌前后文學界對西洋小說的介紹,對小說社會价値的强調,以及對別具特色的"新小說"的呼喚,都可以看做是"小說界革命"的前奏。卽使一般史家公認影響"小說界革命"的极其重要因素: 西方文化的傳入,也不僅僅指的是西洋小說的翻譯和西洋或日本的文學、美學理論的介紹,它同樣需要追溯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的整个歷史, 特別是以往爲人們所忽視的傳敎師的作用。但對晩淸小說的影響而言,傅蘭的征文活動、林樂知翻譯《文學興國策》和李提摩太与梁啓超的交往等,都對"小說界革命"理論的提出産生了直接的影響。 作爲"小說界革命"理論的主要創制者,梁啓超的思想也有一个變化發展的過程。盡管他的小說活動時間幷不長,理論、創作或翻譯的數量也不多,可是影響之广、貢獻之大,同時代的小說理論家根本不能与之相比。梁啓超對晩淸小說的影響力与他對報刊的掌握密切相關的,近代媒体在中國的興起造就了梁啓超式的"輿論界的驕子",他也很快形成了一套适應于報刊的文風,這一特点与晩淸小說逐漸書面化的傾向是一致的。而粱啓超理論的發生、發展和完成,同樣与他的辦報經歷緊密相關,直至1902年他創辦"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雜志,在該雜志上梁啓超不僅發表了中國第一部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而且發表發"小說界革命"的綱領性文章《論小說与群治之關系》,從此晩淸小說變革開了序幕。 本稿(報刊、雜志的發展對梁啓超的晩淸"小說界革命"的影響)圍繞着報刊、雜志的發展集中討論"小說界革命"運動的整个發展過程. 小說是比較晩起的文學体裁, 因爲結构复雜、文字繁多、篇幅龐大,它的流通方式,不同于詩歌口口相傳, 必須經過抄寫或印刷等加工過程, 然后到達讀者手中才開始流傳。小說的這种特性決定了它的命運, 与印刷術的發展和出版業的發達結下了不可解之緣。因此, 小說或多或少都帶有文化商品的意味, 不僅近代小說如此, 明淸以來白話通俗小說也是如此。 到了淸代, 出版業主要以三种形式發展: 一是官辦書局, 二是書院書局, 三是民間經營的書坊。 适應市民階層需要的小、戲曲、小唱、鼓詞等,也都是書坊大量出版的品种。上述的出版業到了晩淸, 正如当時社會的其他方面一樣,隨着西方先進科學和西方文化的輸入, 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這些變化与当時政局的變化緊密的聯系在一起。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 促使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也想了解西方,幷且學習西方的技術。 1862年,淸政府中洋務派官僚在北京成立了淸末最早的洋務學堂京師同文館。1863年在上海成立了广方言館, 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同文館。 此外, 在福州成立了船政學堂。這些机构一方面培養譯員, 另外一方面館內設有印刷机, 翻譯了西方科技書籍, 刊行數學、物理、化學、語言等譯書。 再次, 穿敎師的活動對中國出版業得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很重視用書籍來宣傳敎義, 全國傳敎中心地都設立了印刷厰和出版社。其中上海的"广學會"的創立和《万國公報》的發行, 最引人注目。他們除了印刷出版大量如《圣經》、禱文等有關宗敎的書籍以外, 還出版了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書籍。 在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傳敎師有傅蘭雅、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等。他們在上海《万國公報》上發表了譯作和著作。傳敎師帶進來代表現代文明的新的傳播手段(媒介)---報紙和雜志。近代中國報刊是西學東漸的産物。据權威統計,從19世紀40年到90年的半个世紀內,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种,約占中國同一个時期報刊總數的95%。由于它們大多是以敎會或傳敎師各人名義所創刊,因此較集中在宗敎和科技方面,文學方面偶有所見,例如《六合叢談》中的《希腊詩人略說》、《羅馬詩人略說》、《和馬傳》等、《万國公報》中的《館中述怀二首》、《除日試士竹枝詞二十首》、《解組歸田感賦四律》等、《上海新報》中"西人"和"華友"們投寄的隨筆、游記、詩詞和短篇小說。当然, 這些散見的作品在其載体的報刊中僅僅占着微乎其微的一角之地,自然也就談不上這些報刊對文學的影響。直到《申報》創刊幷于当年出版《瀛寰瑣記》以后,才標志着文學找到了大衆傳播媒介的新形式,幷利用其出版周期快、讀者覆盖面广的獨特优勢擴大了文學的影響。 《申報》的創刊是划時代的一件大事, 意味着商業性報刊的出現。擁有印刷、出版力量的外國資本家,見書報、雜志有利可圖, 就投入資財人力,興辦出版企業以占領中國文化市場,英國美査是最突出的一个。 第二个轉折就是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的失敗。甲午戰爭的失敗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机,喚起了人民的覺醒。洋務運動以徹底失敗告終,新興的維新派,1895年在北京組織了强學會,宣傳維新主張,継而改爲强學會書局, 出版《中外紀聞》: 又在上海設立分會, 刊行《强學報》,鼓吹變法,但很快被淸政府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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